仔细浏览杭州地铁六号线的路线图，有一站的名字显得尤为突出——受降站。

“受降”站，不是一个简单的站名，它背后有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事件——80年前，侵浙日军投降仪式在杭州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现受降村）举行。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富阳县长新乡被改名为受降乡，时至今日，当年的“受降厅”已扩建成了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2025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的日子，当天，记者乘坐地铁6号线到达了受降站，出地铁后，步行679米，便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记者 贾晓雯 摄

纪念馆的外墙由大理石堆砌而成。一层又一层的波纹，似乎在向世人诉说历史的曲折。展厅需要下行步入，两侧的墙壁逐渐收拢，变得狭窄。

富阳区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张建华告诉潮新闻记者，这样的设计别有寓意。“进入展厅，外面的光线逐渐减少，象征当年惨遭日军迫害的浙江人民的黑暗经历；而结束参观后，走出展厅则是一段上行路。这象征着随着浙江人民的勇敢斗争，抗日战争最终结束，迎来了光明。”

在展厅，当年日军在浙江犯下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或以文字、或以模型一一还原，或以展品无声怒吼：强迫劳工、掠夺资源、散播瘟疫、文化侵略……这无声的证言，向每一位参观者展现着血淋淋的历史。

但浙江人民没有成为令人宰割的羔羊，无数名抗日勇士踊跃于战场，他们的名字亦被镌刻于展馆中。

出了展厅，步行几步便到了受降厅。展厅内，一个小孩子正仔细地看着人物雕塑。他的爸爸在一旁细心教导着他：“左边脊背直挺的是我们获胜的中国人，右边弯腰鞠躬的是战败的日本人。”

受降厅内保留了当时仪式的情形：左侧是中方人员，受降主官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右侧为日方人员，投降代表为第一三三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场景中只有一样物品是当年的实物，就是中间的圆桌，这张圆桌也成为了当时的唯一见证者。”张建华介绍。

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第三战区的受降地点？“位于富阳县城之北约8公里的长新乡宋殿村，交通便利、地理环境优越。”张建华介绍，该村曾被日军占据，并一度成为日军的中队部和江北指挥所驻地，在这里接受日军投降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受降”作为地名出现是在1946年10月，因行政区划调整，当地的有识之士认为，这里既然举行过洽降仪式，便提议将原来长新乡改为“受降乡”。再后来行政区划更替，变更为银湖街道的“受降村”，“受降”这一地名几经变迁仍保留了下来。

从1994年至现在，张建华已研究三十多年的抗战历史，仪式照片的缺失是他心中的一个结，“很难用言语表达我的心情。”张建华寻找的足迹遍布杭州、南京、上海、台湾等各地，也试着联系过参加仪式的中方人员的后代，但还是未果。“如果能够找到那张照片，那肯定能成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如今，地铁成为大家通勤的必备，附近的地铁站也沿用了“受降”二字。张建华说，这样取名能让当地老百姓叫得顺口，外地游客来参观纪念馆也比较方便。

“更重要的是，这是对日军否认侵略中国罪行的有力回应。”张建华说，“受降”二字对日本打击是很大的。若无侵略，何来投降；若无投降，何来受降？日军在富阳的土地上犯下的种种罪行，应被后人铭记。“日本的这些罪证是永远翻不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