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江玥 摄

本期访谈嘉宾——

夏泽翰（Prof. Shahbaz Khan）

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东亚地区的教育、文化及可持续发展等事务。

2008年加入教科文组织，在总部担任水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处主任，曾在澳大利亚、法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从事与水文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各种研究、咨询和政策工作。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负责人，他积极推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建设、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合作，促成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杭州举办。

自1970年以来，全球生物多样性已经下降了69%

9月22日-25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名代表正会聚杭州，共商“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出谋划策。

昨天，大会进入第二天，共举行了20多场边会和7场平行会议，围绕“气候变化与生物圈保护”“城市湿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生物圈的自然纽带”等议题开展深度对话。今天，大会第三天，与会代表将聚焦“绿洲生物圈保护区赋能干旱区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

昨天上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在结束由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承办的大会平行会议——“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后，接受了都市快报记者的专访。

快报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在全球建立了数百个生物圈保护区。教科文组织将如何进一步推动跨国界、跨区域协同保护生物圈？

夏泽翰：这是一个由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组成的网络，目前已有759个生物圈保护区，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些地方建立了非常高的保护标准、高水平的教育体系，更重要的是，它们与社会保持着紧密联系。

在这些生物圈保护区中，我们不仅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由于有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各个保护区之间能够相互联系、相互学习。

跨国合作的典型案例非常多。比如，昨天（9月22日），我们举办了一场关于自然产品的论坛，讨论如何推广这些产品，就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比如，我们与伊朗、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生物圈保护区都开展了生态旅游方面的交流。

这表明，各方都愿意建立联系，分享彼此的经验。今天（9月23日）上午，我们还与中国动物学会举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会议。来自中国科学院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科学家们分享了大量经验：我们该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比如，大熊猫的保护经验。

这些知识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例如，印尼的红毛猩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仅关乎单一物种，而是关于如何保护自然栖息地，从而守护整个自然环境。

快报记者：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核心之一是协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科文组织如何帮助地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确保当地社区的生计和社会经济发展？有没有创新的方式可以推广或者正在探索？

夏泽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分区管理”的概念。

在生物圈保护区中，有核心区，这里采取最高标准的生态保护措施，依托先进的科学知识，全面保护一切自然要素。

除了核心保护区之外，还有缓冲区。在这里，人类的活动非常有限，但不会破坏生物圈、生态系统及其和谐。例如，人们可以在缓冲区观鸟、进行一定的旅游活动，但不能开展任何污染性的行为。

再往外就是过渡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开展一些农业或不同类型的商业活动。

这些分区通过规章、法律和执法来实施。如果这些庞大的保护区能够按照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维护，那么，可持续发展就能够与生态保护共存。这正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要义。

通过相互学习，人类完全可以实现与自然共存，而不必以生物多样性的退化为代价。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确保当地社区的生计和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自1970年以来，全球生物多样性已经下降了69%。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行动，严格执行法规，并确保我们有最好的方式去理解生物多样性。

例如，中国，就已经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监测摄像头来研究：不同鸟类和动物分布在哪里？

在这方面，中国有许多生态保护的优秀案例。

比如，大熊猫的故事就非常特别。熊猫不仅是中国的象征，更是全世界的财富，熊猫的栖息地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

比如，在海南，野生长臂猿一度濒临灭绝，但通过保护，它们的数量得到恢复，这是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巨大成功。

还有东北虎的保护，也是如此。

如今，长江流域已经实施了为期十年的禁渔令，这将有助于恢复长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都是“生态文明”的生动案例。

同时，我们也在水体、湖泊、湿地的生态管理，以及森林的再造林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植被恢复，并确保其惠及当地社区，就能为人们创造新的生计和发展机会。比如，中国东北地区的林下产品、越南的特色蜂蜜，还有一些特色林产品和药用植物。

通过交流，人们不仅建立了联系，也开始彼此理解。这也为电子商务带来了新的机遇，为高校的联合研究创造了新的机会，同时，也让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到国际电商和生态旅游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快报记者：数字技术，比如AI、遥感、DNA条形码等，正在改变生态监测和保护的方式。教科文组织如何推动创新技术在生物圈保护区的应用？

夏泽翰：如今，在生物圈保护区中，借助电信技术和物联网的力量，我们能够将不同的仪器连接起来，收集各种数据。

例如，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我们可以识别物种。人工智能能够将图像转化为识别结果，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动物、它们分布在哪里。同样，在对树木和其他植被的研究中，人工智能也能将图像转化为真实的数据。

比如，关注候鸟的飞行。渤海和黄海地区的候鸟栖息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追踪鸟类的行踪，可以追踪动物的活动，也能了解植物的多样性和森林恢复的速度。

通过卫星、地面监测和卫星数据的结合，以及互联网的连接，这些数据被传输到计算机中，再通过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进行分析。

这些工具还能用来发现是否有人破坏生态平衡。如果有人在非法砍伐树木，或者偷猎动物，就能够很容易地通过这些技术被发现。

夏泽翰参加大会平行会议 记者 江玥 摄

快报记者：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教育被视为根本解决方案之一。教科文组织在推动生态教育和青年参与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夏泽翰：生态教育和数字技术密不可分。

在中国，随着开放人工智能的革命到来，比如 DeepSeek，以及它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生产力工具的结合，许多平台已经出现。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关系到如何在公众中提升认知。

比如，我们在用智能手机拍下动物的照片，问“这是什么”的时候，手机就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动物。这就创造了新的教育机会，也带来了新的学习方式。

这正是手机的力量所在。

在这次大会上，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案例。

我参观了就在我身后的车八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那里的教育设施非常完善。这次大会，我们带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组织这些学生学习“碳汇”和“碳中和”的理念。

我看到小朋友用智能手表，可以随时拍照识别“哦，这是某种昆虫”，这非常美妙。这些技术在过去并不对公众开放，如今，学习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夏泽翰是杭州的“老朋友”了，曾不止一次到访杭州，也曾在杭州生活过。

北京时间2023年6月12日深夜，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协调理事会第35次会议宣布：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将于2025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办。

那一年，夏泽翰也曾到访杭州。

“2025年，杭州将举办人与生物圈计划最重要的会议。而且，杭州是举办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理想地点。”当时，夏泽翰这样说道，“世界所有关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人们，都将记住杭州。”

夏泽翰说，他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见证了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各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作出的努力与取得的进步，也看过许多村庄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发生的巨大改变，并称“将文明和生态结合在一起，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夏泽翰不止一次去过西湖。在他看来，“西湖因生态而美。”

这次专访，他再次提及西湖。

“杭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资源，例如西湖、良渚。”在他眼里，城中的西湖不仅仅是一片湖泊，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同样，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良渚文明，也令人惊叹。

在他看来，这一文明与水密切相关，展现出人与自然之间极为有趣的联系。自孔子时代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便在这里生根。浙江省及杭州市正为世界提供一个完美的场景。

专访快结束时，夏泽翰仍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赞美杭州——

杭州确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里还有像浙江大学这样卓越的高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与科研合作机会。这里的美食令人赞叹，这里的人们热情友好。因此，能够在这样一座美妙的城市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如此重要的大会，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与浙江省及杭州市也有许多合作，这让一切更加紧密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