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进入第三天，共举行了10多场边会和4场平行会议，各国代表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圈保护区中的公民科学”“红树林恢复”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出谋划策。

昨天下午，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接受了都市快报记者的专访。

快报记者：江豚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是衡量河流健康的“活指标”。从全球视角看，淡水豚类的生存状况向人类发出了怎样的“健康预警”？人类该如何保护它们？

王丁：国际上许多鲸类动物，特别是与人类活动区域较为邻近的小型鲸类，目前多处于濒危状态。不仅包括长江江豚，还有亚河豚、恒河豚、印河豚等。

近年来，中华白海豚的数量持续下降。它们所面临的威胁来自多个方面，如航运活动、水质污染以及水上设施建设等。要完全消除这些影响，十分困难，我们所能做的是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减轻影响。

总体而言，我们首先应当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其次，在开展各类活动之前，必须审慎思考：如何行动才能将影响降至最低。

以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为例。这项工程规模巨大，我本人也参与其中。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定的方案是：除桥梁主体外，保留两段区域不建桥而改建隧道。

大桥在该段未设置桥墩，正是由于需要穿越中华白海豚保护区。虽然采取隧道方案，增加了投资，但为中华白海豚保留了迁徙通道。

有些事情人类虽不得不做，却可通过调整实施方案，尽可能保护野生动物。即便因此增加一定的成本，也是值得的。

快报记者：世界上许多大河都生活着珍贵的淡水豚类。如今却面临着航运、污染等压力。人类是否可以为大河确立新的“河流机制”？比如，淡水豚类不再作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而是与人类共享母亲河、共同决定河流未来的“法定居民”。

王丁：你所说的这是人类对生态保护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十分正确，这正是人类应当秉持的正确态度：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

人类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应尽力保护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物，尽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安全。然而遗憾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并未做到这一点。

若不能做到，人类终将受到惩罚，失去长远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不应仅着眼于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应更多为子孙后代谋福祉，为他们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快报记者：江豚主要依靠自身的声呐系统活动，是不是也靠声音谈恋爱？繁忙的航运会不会影响江豚谈恋爱？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它们？

王丁：生存是江豚的首要需求，而恋爱作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同样依赖于声呐系统。鲸类动物，包括钱塘江中的江豚，从根本上依赖声呐系统进行求偶，同时也依靠它维持生存。

钱塘江水质浑浊，江豚视力较弱，它们需要持续发射并接收声波以进行环境识别。例如，通过声波判断前方是否有岩石或船只，从而及时避开；若探测到小鱼，则捕食以维持生命。

此外，声呐系统也用于个体间的联系与沟通，求偶行为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声音对江豚而言，至关重要，是其维持生存的核心手段。

长江江豚在幼崽阶段依赖低频信号与母亲保持联系，若船只经过，将母子分离，无论母豚寻找幼崽，还是幼崽寻找母豚，都需要发出低频信号进行联络。然而，低频信号恰好是船只噪声能量集中的主要频段。若航行的船只过多、噪声过大，可能阻碍幼崽与母亲的重聚。

由此可见，航运对江豚的影响相当严重。这也提醒我们，污染不仅限于水质问题，噪声污染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如何帮助它们？最彻底的方式或许是禁止航运，但这显然不具现实可行性。不过，我们仍可采取一些措施以减轻航运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船舶设计上，应致力于降低船只噪声，推动绿色航运发展；在江豚集中栖息或繁殖的水域，设立禁航区；在部分区域则可实施限速管理。

实际上，长江流域已开展相关实践。例如，在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与保护区管理局、海事部门等合作实施管理措施：一旦船只进入保护区范围，系统便会通过广播发出海事警告，提示船只已进入保护区，明确禁航区域及限速要求，包括具体的航速限制等。因此，在特定水域对船只实行限速管理，是缓解航运对江豚生活干扰的一种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