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这次直播访谈预告发出之后,广大网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提出了很多关心的问题,我们也选出了一些。这位网友问到:在企业切实履行、承担好社会责任之后,国资委对于表现突出的企业有没有什么激励措施?同时,如何能够培养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环境?
彭华岗:社会责任这个领域的问题,我总认为它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理念的问题。企业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要对社会负责任,你把这种理念转化成一种指导你的决策和指导你日常管理、运营的整个过程。企业做好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大家这种期望是知道的,谁社会责任履行的好,我要对它有所奖励。刚才钟老师说的也很对,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这个东西的衡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衡量,它不像经济效益,很简单,利润是多少,今年递增百分之多少,明年递增百分之多少。比如说递增多少奖励你多少。对于社会责任来说,为什么要做这种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对你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但是这个评价体系,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过程中,国际上很难有一个一是一,二是二的,如果采取奖励措施,好象现在这种条件不成熟。假设我们将来有一个评价体系,拿这个评价体系评估所有的中央企业,我把这个榜拿出来,每年在中央企业会议上一发,企业自己看这张榜,对他实际上有很大的触动。你把它排在第一、第二、第三,企业就觉得很好了,这是对它最大的奖励。我们想更多采取这些方面的措施来推动中央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
光明网: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变相激励它。
钟宏武:社会责任的奖励,要做到赏罚分明很难的,国资委还有一个大难题,117家中央企业,分在很多不同的行业。有一些行业就一家、两家,你怎么给它进行社会责任的评估,这个行业一家,怎么评?
光明网:钟主任,您曾经在日本访学半年,2010年访问英国学术院,研究了日本和英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国外的情况非常了解。那么,这位网友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舶来品,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哪些异同点?
钟宏武:我们很多中央企业也是跨国公司,它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可能是认识不一样。 西方的跨国公司,它对社会责任很多时候是履行社会责任和自己的经营结合起来,把做好事和挣钱绑在一起。我们中央企业很多时候履行社会责任觉得是一种义务,是与生俱来的义务和责任,很少把经营行为拉上关系。但是我们国家的中央企业很少把这两者结合好的。尽量避免功利行为,有它的影响和源起。
钟宏武:第二,重点议题不一样。西方跨国公司,特别是在本国的时候,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他们很多是后工业化国家,它对社会责任议题的关注很多时候是更高层面的,我们是工业化中期,而且发展极不平衡,有很多现实的温饱阶段的问题,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我到瑞典开一家著名的汽车厂,他对员工权益的关注很特别,让员工多样化,一个企业雇了40多个不同国家的员工,什么人种都有,而且把这个作为重要指标提出要求。那么我们的员工基本上都是无差异的,不歧视,同工同酬,男女平等。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差异。
钟宏武:第三个问题,我们现阶段有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任务,就是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建设。这个跟西方比,他们很少提这个事情。我仔细思考了,愿意是由于经营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理念和长期的积累,对这个问题不需要推动,它以后融入到战略和日常行为当中去,但是我们现阶段社会责任管理是一个任务,我们要推动企业转变理念,融入到日常经营行为中去。这个是西方很大的差别。
光明网:但是这个也是必经阶段。
钟宏武:肯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稍微落后一点,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西方很少说我建立一个推动委员会,日本也有跟我们类似的一个做法。
光明网:刚才钟主任介绍了很多,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有哪些它独有的特点?
钟宏武:还是理念上要先进一些,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传统道德,使得我们对责任这个问题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更长远,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视还是比较先进的,在全世界的文化中我们是先进的,这个是我们的优点。当然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时间太短了,我们才30年,真正做现代企业才30年。新型的中央企业也就十几年,我们跟国外相比。在具体的管理经验、管理体系建设上还是有一些差距。这个不可回避。但是我们的理念还是先进的,因为我们有根,几千年来大家都这么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块是我们的优点。但是现在尽量通过国资委继续推动,媒体和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能使我们管理体系上的差距尽快缩小,使我们高尚的理念和行为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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