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

    1980年出生的包来旭，是甘肃省漳县石川乡人，初中文化。年少起，他就分别到兰州、广州等地打过工，并不幸患上肺结核。

    经过2005年短暂的回家治疗后，他于2008年8月再次离开漳县，此后没有回过老家。6年时间，他和家人毫无联系，几年前甘肃地震，包来旭家是重灾区，但即便这样，他也没给家一个电话，这一度让他母亲很伤心。

    2010年包来旭到了浙江，开始在上虞、义乌两地辗转打工。其貌不扬的包来旭是一个出色的叉车司机，所有共事过的老板都夸他活干得漂亮，待人接物也恰如其分。

    不过包来旭很少在一个地方长干，经常莫名其妙的就离开。有一次他新到一个地方上班，当晚老板请员工们吃饭，包来旭痛快的喝了10多瓶啤酒。但第二天早上仅开工两小时后，包来旭声称“头很痛”就走开了，大家以为是酒劲未消，结果包来旭一去不复返，留下一个行李箱和一些生活用品。

    这是包来旭最后一个工作，发生在6月，不辞而别后，他发短信告诉老板他在青岛，言辞恳切，老板也表达了关心。但谁也不知道，7月5日早上，他突然从义乌来到杭州，然后登上了7路公交车。

    放火

    法庭上，包来旭讲述了当天的行踪：我早上坐一辆黑车来到杭州，在汽车南站下车，然后漫无目的的走一回坐一会，就这样，来到了西湖，转了转又接着走，慢慢又走到了灵隐寺。在灵隐寺公交站，我随便上了一辆公交车，真的没什么目的性，就随便上的。

    包来旭还表示，犯罪工具，也就是那瓶可燃物，是他在义乌就买好的，装在一个塑料桶里，又塞到双肩包内。

    其时，他已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有了轻生念头。

    一路上他都坐在正对着车后门的位置，没有任何动作，行至东坡路时，他觉得快到站了，再不干就来不及了，所以突然将可燃物洒向了车厢，并用打火机点燃。

    两名当事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们的描述被当做重要证据引用。其中一位乘客说，她注意到包来旭这个人，脸圆圆的，突然诡异的一笑，然后一俯身，火就着了。另一名乘客说他看到包来旭从包里拿出可燃物，并亲手点燃。

    在之前的庭审环节，包来旭全部情绪清楚，语气平静，就像在讲述一个听来的故事一样。但当公诉人问他，点火后你看到了什么，包来旭突然顿了一秒，然后叹了口气说：我看了无数的哭喊和尖叫，还有人们拼命地砸窗户，1分多钟后，我自己也昏迷了。

    法庭播放了公交车内车内监控录像，其中清楚的显示，包坐在正对后门的位子上，突然点火，引得大家一片恐慌，人们分别向前后跑去，有些人脚下不稳滑倒。车内很快陷入熊熊大火 几秒后，监控已看不见人影，只有黑烟与火光。

    辩论

    由于包来旭自愿认罪，且案件事实比较清楚，所以法庭上控辩双方的争论并不激烈，辩方律师也表示对放火罪的罪名和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在量刑上，双方还是稍有分歧。

    公诉人表示，包来旭这次放火，主观恶性极大、极深，且造成的损失惨重，应该严惩。

    这次纵火造成20人重伤，5人轻伤，5人轻微伤，目前为止已花去医疗费用1300余万元，包括他自己的治疗也花销不菲，但由于包来旭还并未被判有罪，所以这笔钱一直在由政府负担。

    辩护律师则表示，包来旭自愿认罪，如实供述作案情节，且没有前科，可以考虑从轻处罚。

    另外，包来旭到底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这是一个疑问。公诉人说，包在义乌就买好了可燃物等，然后带到杭州来，显然早有准备。

    另外，在警方调查时包来旭前同事的一席话，似乎为此观点提供了作证。打工时，包就表示人生无望，声称要烧公车，说反正死的不知自己一个，还能拉几个垫背的。包来旭自己也讲过，有次他看到新闻，四川有个公交纵火案，这对他产生了影响。公诉人认为，种种一切都相互吻合，证明包早有放火念头，而不是心血来潮。

    律师则提到，包来自内陆贫困地区，没有医疗保险和相关保障，又身患肺结核，生活拮据，双重打压之下，他没能调整好自己的行为，属于极端情绪之下的不理智行为，没有预谋。另外现在双脚截肢的包已没有危害社会的可能，请求轻判。

    事后记者采访律师，律师表示，包来旭的预计刑期应该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区间内，律师已经告知了包来旭死刑的可能性，“他没说什么，很平静。”

    最后陈述 

    由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包来旭需要打针治疗，但这种针必须在杭州才能打，义乌打不了，所以治疗与打工不能两全，这让他非常苦恼与愤怒。“要生活就要工作，但工作就没法治病，所以干脆一死了之算了”，包来旭对法官说。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包来旭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有点激动的说道：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打个针这么难？

    离家6年，包来旭已经和父母完全没了联系，儿子成了放火犯，又成了残疾，他们也没来过杭州。这期间，律师曾询问包来旭要不要给父母打个电话，包来旭说：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