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创造重建奇迹的“法宝”

    震后不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党展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科学重建”，“要把灾后重建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促进灾区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并不断改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个论断，化作千百万人的实践。

    震后，最让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头痛的是重建缺钱。全市12万户农民受灾，近8万户房屋倒塌或损毁，需要重建资金100多亿元。这对县级(市)的财政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农民自身也无力承担。

    钱从哪里来？只有改革。刘俊林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散居农户变为集中居住，全市就可以节约集体建设用地约6万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户的宅基地流通变现，就可以“变”出一笔巨资，解决住房重建难题。

    农民王全成了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他拿出400余平方米宅基地的一半，与“城里人”张先生联建，由张先生负责出资建两幢楼房，两人各得一幢。王全没掏一分现钱，就得到了一套238平方米的新楼房。

    借助这项改革，都江堰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中居住模式，村庄的美丽和现代化，超过许多城市住宅小区，成为当地农民新生活的梦想之地。现在，这样的居住小区已建起60多个，还有140多个正在建设中。

    以人为本，为群众雪中送炭，成了灾后重建中各方援建者不约而同的行动。

    重建过程中，浙江援建方发现，青川还有数万人喝不上干净水，部分山区百姓甚至没水喝。浙江决定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拿出3亿多元“埋入”地下，投到“看不见”的安全饮水工程上，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难问题。新建什邡市人民医院时，北京援建者发现，按最初设计，有700多万元钱要花在门面装修上。指挥部的同志心疼了，坚决地把这笔钱“扣”了下来，改用到更需要的学校建设上。

    廉洁援建也是19个援建省市一致的追求。800多亿元的各地援建资金，两年内花完。这么多钱，怎么保证花得合理、不被贪污挪用？上海建立了三级监管体制，所有援建资金全部通过银行划转，一分钱也不经过个人之手，预算安排和实施情况全部在网上公布，每一笔钱，人们都可以随时查询。北京把负责奥运场馆的审计师请来，为重建资金“把大门”。他们对每一笔资金实行全程审计，每一笔支出、每一个环节，都有审计人员站在旁边监督，他们戏称这是“旁站式审计”。

    借鉴中国和世界上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提升科学重建的水准，是建设者们共同的追求。

    远在唐朝就有的羌寨——汶川县水磨镇，曾是大诗人苏轼和大画家张大千笔下的“世外桃源”。然而，震后的废墟和严重的工业污染，使这个“美女”饱受劫难。广东佛山援建组组长刘宏葆在深入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后，对自己的工作定下这样的目标：打造“人类灾后重建的典范”。中国的、日本的、瑞士的、不丹的……世界有名的山水小镇都启发着他和同事们的构思灵感。为了使镇中新建的寿溪湖既能保持水的灵性美丽，又能经得住暴雨、山洪、泥石流的冲击和泥沙的淤积，他们几次去都江堰，学习古人治水的智慧。最后，他们请来了为葛洲坝做设计的四川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人员搞流水模型。今年初，当这个如诗如画又有着羌族风情的“小丽江”初露芳容时，她的美丽让来访者惊叹不已。

    当记者与创造这些重建奇迹的人们交谈时，一种敬意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有理想、有纪律、有知识同时也是思想解放、有创造力的中国公民。这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特殊课堂：理想信念坚定不移

    对于参加灾区重建的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员来说，灾区是一所“特殊的党校”。

    2008年“七一”前夜，十几名素不相识的共产党员，聚在成都一家破旧的宾馆里，召开上海援建都江堰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党组织民主生活会。

    会议内容只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而来？大家很快形成共识：我们是捧着一颗爱心而来，抱着一个信念而来，带着一份责任而来。投身灾后重建，是为灾区人民排忧解难，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共产党人的道德追求。

    凭着这种信念，他们的援建工作让灾区人民高度满意。当总指挥薛潮在都江堰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汇报时，众多的代表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余震威胁，水土不服，夜以继日地工作……灾区援建工作异常艰苦，很多共产党员就是靠着坚定的信仰，始终如一地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大山深处的北川县白坭乡，地震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这里气候湿冷，让烟台援建副总指挥张耀征患上了关节炎，晚上只能裹着护膝在酸痛中入睡，白天就靠方便面充饥。

    张耀征很庆幸，自己来之前在电脑里拷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在白坭乡援建的艰苦日月里，看《长征》成了他的精神食粮。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张耀征说，“长征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援建的这片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那段最艰苦，也是最伟大的历程。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巨大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援建者，我要对得起先辈们洒在这里的鲜血。”

    这种信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北川之前，张县国没想过入党。来北川不到半年，这名潍坊三建集团的工人就想入党了。

    “以前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入不入党没啥概念。”张县国坦言，是抗震救灾改变了自己，“大地震时，我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在最危险的地方、最紧急的时候，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党员。来到北川后也是这样，这么艰苦的环境，冲在最前面的也是党员。这些人哪个没有妻儿老小，可再苦再难，他们都扛着。我不知不觉地被他们吸引了。”

    今年元旦前，张县国终于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他说：“我都48岁了，入党啥也不图，就是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援建不仅仅是艰苦，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提起北川新县城的建设，人们永远会记住一个名字：崔学选。他是山东潍坊市原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也是北川新县城建设组第一任组长。

    2008年5月，到北川不久，崔学选身体就出了问题，先是腹泻，渐渐地不断发烧，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走路时脚像踩棉花，要吃下平常剂量两倍的药，但他一直咬牙坚持。北川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洗不上热水澡，崔学选又黑又瘦，嘴上生疮，脚上起泡，腿肚子肿得一按一个坑。同事劝他回山东看病，崔学选左推右拖，就是不肯走——北川两万多群众还等他建新房子呢！

    2008年9月6日晚，崔学选倒下了。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上飞机。医院诊断：结肠癌晚期。妻子宋伟从潍坊赶来，此刻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黑瘦憔悴，走时75公斤的体重，只剩下了50公斤不到。主治医生叹息地对宋伟说：“太可惜了，晚来了一个月……”

    弥留之际，崔学选仍喃喃地对守在身边的84岁的老母亲说：“妈妈，等我病好了，我陪你去看一看新北川。”

    2009年7月，这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誓言。

    距离震中只有27公里的宝兴县硗碛乡，是75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大雪山的起点。红军长征纪念碑耸立在这里。在汶川大地震中，硗碛乡也遭受重创，近四成的房屋毁损。

    在四川省轻灾地区对口支援重灾区的部署中，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市援建硗碛乡。市委书记王建军亲自带领援建队伍赶到硗碛，像当年红军一样，踏遍每一个村庄，挨家挨户地走访藏族同胞，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急需。在广安的援建下，今年元旦前，农房、学校、医院、道路等30个项目全部完工。

    回忆援建的日子，王建军很动情：“援建硗碛有特殊的意义。当年国民党追剿红军，追到这里就不追了，在他们看来，这里是藏族聚居区，前面又是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大雪山，红军逃不出这个死亡之地。但是，红军帮助藏族老乡挑水、打柴、修房子，很快被藏族同胞视为朋友和亲人。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翻越大雪山，走出了死亡之地。今天，我们搞改革搞开放，不能丢了传统。我们仍然要像当年一样，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鱼不离开水，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灾后重建这所“特殊党校”里，我们看到，时代在变，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没有变。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今天的共产党人依然像75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长征的路上，不断创造新的奇迹，从胜利走向胜利。(参与采写记者杨三军、侯大伟、江毅、叶建平、陈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