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我顶父亲的职，进了杭州公交大修厂。

进厂前，我做好了准备，什么岗位苦，我就干什么。当时杭州的公交车都是公交大修厂自己造、自己修。我进了机修车间，当了一名钳工。

机修车间噪音大、油污重，年轻人要么没干几天就跑掉了，要么“老三老四”，不把老师傅放在眼里。

我每天勤勤恳恳，忙完了分内活，看哪个师傅在忙，我就去帮忙。每个老师傅都有自己的绝招，我就跟着学。

在公交大修厂做钳工的孔胜东。

早上我第一个到车间，烧开水、搞卫生；晚上我最后一个走，把师傅们的洗脸打好。没活干的时候，我就闷头练钳工的基本功：锯割、锉削、钻孔……老师傅们看我工作认真踏实，都愿意带我。

这时候，社会上很多人“下海”。我有同学开公司，喊我去帮忙——“单位给你多少（工资），我翻倍。”我又拒绝了，我热爱我的机修钳工岗位，既然选择了修车，我就要把这份工作干好。

我在车上多提醒几句，有的乘客就说，“这个男人家噶背的”

没想到时代在进步，有一天我们不用自己生产公交车了，而是向外面购买。大修厂的工人要往一线分流。当时最缺人手的岗位是乘务员，一个月休息不到一天。有的女同志哭哭啼啼不肯去。我主动申请转岗。

我说有困难，年轻人就要站出来。直到我打第三回报告，领导看我这么坚决，才同意。

1993年1月，我成为28路公交车的乘务员。我想杭州是旅游城市，来的外地游客多，到了每个站点，报站时我就延伸开去，作点简单介绍。比如体育馆到了，“下一站市体育馆，浙江日报社、杭州日报社、中国丝绸城。”到了年底，杭州的老百姓要订报纸，问杭报在哪里？我说体育馆下车往西走。外地游客问，我要买丝绸怎么办？“下车斜过去就是中国丝绸城。”

1995年，当公交乘务员时的孔胜东。（资料图）

再比如武林广场，“下一站武林广场，浙江展览馆、延安路、银泰大厦、杭州大厦，要转地铁1号线、3号线的乘客，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下车时请注意，包、手机、ＩＣ卡、月票请不要忘记，谢谢配合。”

乘务员的座位前有个柜子。上下班高峰，我就抱起没座位的孩子在柜子上坐一坐，或者让年纪大的人往柜子上靠一靠。乘务员大都是女的，男的就我一个，我在车上多讲几句、多提醒几句，有的乘客就说，“这个男人家噶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