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华文明史，无数灿若星辰的文化宝藏，蕴含着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朝代故事，但在一个群雄激荡的特殊时期，吴越国的崛起，成为当时唐宋之交中最为富饶安定的政权，并且奠定了杭州千年风貌的营城理念。

如今，当我们漫步于西湖，旖旎的风光诉说着岁月静好；当钱塘潮汹涌而来，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赞叹；在杭州城里走走停停，纵横的老巷、历史的遗迹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地理格局显得尤为清晰。

有时不禁会想，是怎样的历史巧合让杭州城的布局如此精美，把时间拉长到1000多年前，我们会看到一位君王“偏安一隅”的经世智慧，也会看到一个朝代的家国情怀……

三筑杭州城

千年城建延续至今

“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据说这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钱唐”也就是杭州最早的记录。

可见杭州的地理环境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优越，直到隋唐时期，杭州才从县变成州，但也只是一个东南小城。

在五代十国混战时期，杭州幸运地迎来一位刺史——钱镠，出于军事的需要，公元890年，他开始了第一次拓建，名叫夹城。

什么是夹城？上城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馆长姚倩介绍说，“夹城就是在原有城墙外再造一道城墙，在老杭州城的西南部，从包家山到秦望山（今六和塔西），然后北折，经钱王岭（今虎跑路一带）至湖滨筑起一道城墙。”

钱镠修筑的夹城将运河也保护起来，同时满足了军事防御和通商经贸的要求。

然而，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日益激烈，单靠夹城已经不足以保障老百姓的安全，钱镠反思修建夹城的“失误”，“后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也就是说虽然把城建好了，但是还是没有很好地估计到百姓的需求和安危。

所以在公元893年，已是吴越国王的钱镠亲率十三都兵，征集20余万民工，耗时四五个月修筑了长达70里的罗城，即外城。

姚倩说：“此时的杭州城比隋唐时期扩大了近一倍，与近代的杭州城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南到六和塔，东到候潮门至艮山门一线，北至武林门，西至涌金门、清波门一带。”

这迎来了杭州的历史上城市格局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形成了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城”，在山水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长脉络。

第三次修建在公元910年，钱镠命第七子钱元瓘在凤凰山下建造了王城，也被称为子城或牙城，这里成为钱镠军政机构所在地。

大型的城建让杭州城焕然一新，随之而起的是经济、文化、技术的繁荣与延续，奠定了杭州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的地位。

“活”的水利工程

治水智慧一脉相承

杭州是一座水城，了解“水”，才能了解这座千年古城。如果你登临吴山之顶，山水相依的杭州城开阔起来，在这幅自然画卷上，西湖如明珠璀璨、钱塘江如玉带蜿蜒。

可在吴越时期，反复无常的钱塘江水患，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同时也阻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当时的钱塘江潮是现在的3倍之大，潮峰可达6米，每次因潮水造成的损失比战争还大，用筑墙的版筑法修建的海塘不起作用，钱镠在反复实践中，创造了竹笼石塘的技术。” 姚倩说。

姚倩还介绍，竹笼石塘具体的做法是用毛竹编成竹笼，装载石头，再用巨大的木材和坚韧的绳索固定，从六和塔到艮山门筑起了一座捍海石塘。

吴越捍海石塘在中国古代重大水利建设工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意义早已超越时代的局限，是一座“活”的水利工程，对后世治水均产生了重要的启迪。

如今，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仍然保留着这一段历史的踪迹，步入一层遗址厅，玻璃地面下，展示着一段海塘遗址的原貌，人们走过这十几米以竹笼、石头、巨木为材料修筑的“海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凌云壮志。

为纪念钱镠的功绩，“钱王射潮”的故事流芳百世，当现在的人们站在闻涛路与江汉路交叉口，注目这尊巍峨壮观的“钱王射潮”雕塑时，也同样能感受到这位君王的英勇气势。

修筑海塘的同时，钱镠还开浚西湖，钱镠主张“百姓借西湖以灌水，无水即无民”。

“钱镠将西湖的水引进农田中，帮助农民解决取水困难，还将西湖的堤口加固，保证不让大水冲垮。”姚倩认为此时的西湖成为了真正的百姓之湖。

捍海、治洪、筑塘……至此杭州终成鱼米之乡的沃野之地，奠定了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的格局。

吴越国对杭州城市空间的精细化管理，让城市与山水相得益彰，而这份治城之道延续了千年。

吴越文化的印记

一曲曲高昂的越地长歌……

在杭城，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很多吴越文化的印记——你会在南山路上邂逅雷峰塔，会在宝石山上看到保俶塔，会在飞来峰的群山间欣赏到精美的石刻造像，会在凤凰山脚下发现城市的精妙的布局……

走进雷峰塔，人们好奇拥有法力的白素贞为啥能被一座塔困在其中，不禁想探究一番这座塔的结构是否有不寻常之处。

雷峰塔最初建造，是在971年，吴越国王钱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藏入塔砖内，塔建成之时再雕刻《华严经》全本于石板铺在塔下的须弥座。

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黎毓馨介绍说：“其实雷峰塔建造初期规划是建13层，后来可能因为是资金问题实际建造了7层，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的《华严经》残碑刻上有文字明确记载。”

一般建塔主要依靠木构，特别依赖大木料，在吴越时期，从建木塔改为建砖塔。当时的吴越国已经掌握了建造“高层建筑”的核心技术：双套筒结构。

《吴越备史》记载，双套筒技术由外筒加内筒构成，双筒均采用砖身，中间连廊和外面楼阁则采用木制，这样的结构使得塔身坚固、承重性好。

“双套筒结构既是吴越国独创，也是当时古代造塔的最高技术，而且吴越造塔技术流传甚广，一直影响到北方。”黎毓馨说，13层八角开宝寺塔，即当今开封地标——铁塔的前身就是双套筒结构，还有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也是双套筒结构。

吴越时期同为双套筒结构的还有苏州虎丘塔、杭州六和塔，除了双套筒结构还有平面八边形的楼阁式塔形也肇始于吴越，如大家熟知的白塔。

在西湖周边的群山中，那些由时间和自然共同打造的洞窟内，留存着千年前人们的想象和信仰。

杭州南高峰西翁家山南部山腰上，有烟霞洞一处，烟霞洞十八罗汉的组合是现在已知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

罗汉造像神态各异，或盘膝禅坐，或横眉怒目，或沉思冥想，或微笑含情，或伏猛虎，或降蛟龙，作者运用熟练的雕刻技巧，简洁明快的线条，将罗汉的动态、性格和思想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是现存五代吴越国文化艺术的珍贵作品。

往山下走，去往西湖边的孔庙，那里藏着吴越国的人们对天文的向往。

杭州孔庙中藏有吴越国钱元瓘墓石刻星象图，它是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年）绘制的星象图的简化版，图上共刻有217颗星星，现存180颗。它虽是简化版，但北极五星、北斗七星以及二十八星宿的位置非常准确，是考古学者研究古天文学的珍贵资料。它比苏州石刻星图整整早了300多年，面积大4倍，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

建筑、艺术、天文、印刷……百花齐放，每一项都诉说着吴越国文化的影响与传承。

以民为本

顺应自然的时空相和

这些吴越国在杭州城建中所带来的宝贵历史遗迹和文化发展中留下的宝贵文物，都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借鉴经验？

杭州钱镠研究会副秘书长钱肖光认为有三点：首先是保土为民的价值取向，其次是顺应自然的建设理念，还有和合共生的治理意识。

在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唯一不能明显体现中轴线设计理念的，似乎只有杭州，特殊的地理环境让杭州的城建必须另寻他法。

钱肖光介绍说：“钱镠因势利导，他筑塘捍海、疏浚西湖、修护运河、沟通溪汊、开挖水井，可以说是吴越版的‘五水共治’，让城市的自然生态达到平衡。”

城墙的绵延，水系的延展，这样对城市合理的营建，正是基于自然、顺其自然、利用自然的实现，和现在以自然为本的现代城市规划如出一辙，所以早在1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就一以贯之。

当钱镠治理西湖时，有人向他提出把西湖填平，建造吴越王府，钱镠断然拒绝，他认为宁愿留下西湖而享百年之国，不愿百姓无水而垂祚千年。

“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钱镠和谐与共的思想，不为一己之私，侵害百姓的利益，而这样的思想也始终贯穿于他的城市治理中。”钱肖光说。

据史料记载，经历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城户数，由唐元和年间的51276户，增长到北宋之初的170457户。

钱镠的每一次扩城都考虑到百姓的需求，他认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正是他的建城为民的思想，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来到杭州，让杭城自此成为繁盛之都。

杭州作为都城，开端于吴越国；杭州城市格局的奠定，肇始于吴越国；杭州城市风貌的初现，孕育于吴越国；杭州顺其自然的建城理念，源自吴越国……这段吴越历史文化，浸注在杭城千年延续的城市肌理中，镌刻于杭州血脉中的文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