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华文明史，无数灿若星辰的文化宝藏，蕴含着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朝代故事，但在一个群雄激荡的特殊时期，吴越国的崛起，成为当时唐宋之交中最为富饶安定的政权，并且奠定了杭州千年风貌的营城理念。 

如今，当我们漫步于西湖，旖旎的风光诉说着岁月静好；当钱塘潮汹涌而来，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赞叹；在杭州城里走走停停，纵横的老巷、历史的遗迹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地理格局显得尤为清晰。

有时不禁会想，是怎样的历史巧合让杭州城的布局如此精美，把时间拉长到1000多年前，我们会看到一位君王“偏安一隅”的经世智慧，也会看到一个朝代的家国情怀……

三筑杭州城

千年城建延续至今

“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据说这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钱唐”也就是杭州最早的记录。

可见杭州的地理环境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优越，直到隋唐时期，杭州才从县变成州，但也只是一个东南小城。

在五代十国混战时期，杭州幸运地迎来一位刺史——钱镠，出于军事的需要，公元890年，他开始了第一次拓建，名叫夹城。

什么是夹城？上城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馆长姚倩介绍说，“夹城就是在原有城墙外再造一道城墙，在老杭州城的西南部，从包家山到秦望山（今六和塔西），然后北折，经钱王岭（今虎跑路一带）至湖滨筑起一道城墙。”

钱镠修筑的夹城将运河也保护起来，同时满足了军事防御和通商经贸的要求。

然而，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日益激烈，单靠夹城已经不足以保障老百姓的安全，钱镠反思修建夹城的“失误”，“后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也就是说虽然把城建好了，但是还是没有很好地估计到百姓的需求和安危。

所以在公元893年，已是吴越国王的钱镠亲率十三都兵，征集20余万民工，耗时四五个月修筑了长达70里的罗城，即外城。 

姚倩说：“此时的杭州城比隋唐时期扩大了近一倍，与近代的杭州城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南到六和塔，东到候潮门至艮山门一线，北至武林门，西至涌金门、清波门一带。”

这迎来了杭州的历史上城市格局的第一次“高光时刻”，形成了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城”，在山水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长脉络。

第三次修建在公元910年，钱镠命第七子钱元瓘在凤凰山下建造了王城，也被称为子城或牙城，这里成为钱镠军政机构所在地。

大型的城建让杭州城焕然一新，随之而起的是经济、文化、技术的繁荣与延续，奠定了杭州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的地位。

“活”的水利工程 

治水智慧一脉相承

杭州是一座水城，了解“水”，才能了解这座千年古城。如果你登临吴山之顶，山水相依的杭州城开阔起来，在这幅自然画卷上，西湖如明珠璀璨、钱塘江如玉带蜿蜒。

可在吴越时期，反复无常的钱塘江水患，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同时也阻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当时的钱塘江潮是现在的3倍之大，潮峰可达6米，每次因潮水造成的损失比战争还大，用筑墙的版筑法修建的海塘不起作用，钱镠在反复实践中，创造了竹笼石塘的技术。” 姚倩说。

姚倩还介绍，竹笼石塘具体的做法是用毛竹编成竹笼，装载石头，再用巨大的木材和坚韧的绳索固定，从六和塔到艮山门筑起了一座捍海石塘。

吴越捍海石塘在中国古代重大水利建设工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意义早已超越时代的局限，是一座“活”的水利工程，对后世治水均产生了重要的启迪。

如今，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仍然保留着这一段历史的踪迹，步入一层遗址厅，玻璃地面下，展示着一段海塘遗址的原貌，人们走过这十几米以竹笼、石头、巨木为材料修筑的“海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凌云壮志。

为纪念钱镠的功绩，“钱王射潮”的故事流芳百世，当现在的人们站在闻涛路与江汉路交叉口，注目这尊巍峨壮观的“钱王射潮”雕塑时，也同样能感受到这位君王的英勇气势。

修筑海塘的同时，钱镠还开浚西湖，钱镠主张“百姓借西湖以灌水，无水即无民”。

“钱镠将西湖的水引进农田中，帮助农民解决取水困难，还将西湖的堤口加固，保证不让大水冲垮。”姚倩认为此时的西湖成为了真正的百姓之湖。

捍海、治洪、筑塘……至此杭州终成鱼米之乡的沃野之地，奠定了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的格局。

吴越国对杭州城市空间的精细化管理，让城市与山水相得益彰，而这份治城之道延续了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