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基层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做什么？自今年3月始，浙江杭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联百乡结千村访万户”蹲点调研活动。市县乡三级联动，安排4.3万名党员干部以群众为师，为自己“补课”。用脚步丈量民情，深入3089个村或社区摸实情、强基础、聚民心、解难题、促发展。

蹲点调研中，不少机关干部经历了从“张不开口、找不到人”到同农民难舍难分的转变。他们感到，贯彻“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要在物理上走“近”基层，更要在心理上走“进”群众，真正扎下为民之根，密切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找准机关干部缺什么

“当前不少机关干部对农村并不了解。有的干部虽出生在农村，但因离开多年，对农村并不了解；有的干部虽然过去曾在农村工作过，但并不见得了解今天的农村，不能凭着老经验应对发展的新问题。”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说，“比如，现在不少农村反映停车难，没有停车场。机关干部如果不下乡，恐怕是想不到的。”

今年一季度，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从市级到各区县（市）换届工作顺利结束，村级换届工作开始。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包括赵一德在内的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走出机关，带着“组织一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开展一次集中入户入企走访、深入分析一次村情选情”等“十个一”任务到农村蹲点调研。蹲点干部有的住在农家乐，有的住在农民家。

杭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仲灿介绍，这项活动是宣讲党代会精神、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建设、摸清村情选情、锤炼干部队伍的重要抓手。其中市直单位和处级以上干部、年轻干部是重点。

到桐庐县分水镇蹲点的杭州市卫计委组织人事处处长孙军栋说，有的干部刚到村里时，不知道该如何同农民对话，甚至拿着访谈提纲张不开口。“我一直在想，同基层干部相比，机关干部究竟缺什么？这次蹲点以群众为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及时的大课。”

“不经过亲身历练，有的干部下村后可能连人也找不到。”杭州市民政局局长徐小林说。市民政局90多名干部分成八组，到淳安县界首乡13个村蹲点。徐小林记得，白天在村中走访，村民很少在家，后来才知道大伙出门干活去了。住村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先后到三户村民家中夜访，没想到农村睡觉早，三户人家都睡觉了。有了这些教训，调研组根据农民作息规律调整走访时间，创新“早晚工作法”，抓住黄金走访时间，第一周就把走访率提高到了93%。

锤炼80后、90后干部

杭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国妹介绍，蹲点调研活动的参加对象以处级以上干部为主体，延伸到机关年轻干部。

在临安昌化镇蹲点的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建平基层经验丰富。他带领年轻干部到大山里的农民家走访时，特别嘱咐大家不要光顾着访谈，还要把农户家的橱柜打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菜；揭开锅盖，看看正在做什么饭；多绕着房前屋后瞅一瞅。“80后、90后正逐渐走向干事创业的前台。要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提能力、强素质。”戴建平说。

到萧山区河上镇蹲点的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处长沈耀平是个80后。他自小在农村生活，但一直从家门到校门，再到走出国门学习，回国进入机关工作。对真正的农村情况和农村工作，多是听长辈讲的，自己同村民面对面开展工作还是头一回。“农村是一本生活和工作的大字典，这堂课补得很及时。”他说。

在淳安县山村中蹲点的杭州市发改委高新产业处处长王霞说，他们部署走访时，特别安排了一批80后、90后干部，鼓励他们白天走到田间、茶园同农民交流，夜晚生起火盆、围坐一圈向农民宣讲政策，回杭州后撰写蹲点日记。这些干部中，最年轻的是1994年出生的。

杭州市规划局党组书记郑书文介绍，到建德市大慈岩镇蹲点的百余名市规划局干部中，20%是处级干部，其余是80后，不少后备干部被推到了一线。“规划部门干部学历高，但下基层少。我们注意锻炼年轻干部，给他们压担子。下乡蹲点，这些年轻人排队吃大锅饭，撰写村情报告。有的同农民打成一片，还接了很多活儿。”

“把村里的事记了个底朝天”

地处皖浙交界的淳安县王埠乡，平均海拔700～1400米，18个村的1.7万人散布于山谷和山顶，很多村只能步行进入。到这里蹲点的杭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赵慈杰和几十位同事分散住进农民家中。“我们天天晚上和虫子‘搏斗’，我第一天晚上就打死20多只虫子。”

赵慈杰和同事们最初下村时，有的人怕狗，就带着网购的防狗设备。有的人提前学习地方土话，便于交流。大家克服住宿条件差、语言交流障碍、怕狗的心理，硬是在十天内把18个村全部走了个遍，农户走访了五分之三。“第一批蹲点结束时，狗看到我们都不叫了，很多村民以为我们是乡干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这些干部下乡或自驾车，或拼车；或住农家乐，或住农民家。市建委主任丁狄刚介绍，他们白天走访，夜里整理素材，常常很晚才睡。当时是初春时节，山里很冷，有的干部半夜被冻醒，把毛衣套在身上才能入睡。“村民看到我们半夜三更写稿，第二天烧饭时就要给我们加菜、做夜宵。慢慢地，大家就像一家人那样亲。”

“下乡干部逢人就聊，边问边记。进家里聊，在凉亭里聊，在茶园里边帮着采茶边聊，认真得不得了。”富阳区新登镇湘溪村的村民王菊华说。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明说，从村民收入怎么样、毛竹一亩增产多少，到老宅如何维修、村里有没有后备干部、下乡干部，“把村里的事记了个底朝天”。

杭州市提出，要把这项活动贯穿全年。截至目前，全市通过蹲点共收集各类民生问题和建议3.2万件，已解决2.2万件。

基层干群一心向党

“在我蹲点的富阳区新桐乡新桐村，处处能感受到村民们对党的真情、对国家的热爱。”杭州市环保局组织人事处处长陈珊萍说，“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当知道我们是来了解民情、帮助解决问题时，赵花仙等多位老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最好的世道，这是最好的社会’。”

在新桐村，村民有失地保险、医疗保险，7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村里还有老年食堂，每顿饭2元钱。走进包云杨老人家，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我心向党”挂历。包云杨86岁，有63年党龄，是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见陈珊萍来了，包云杨赶紧让老伴帮忙戴好助听器，拄起拐杖蹒跚走来，一再感谢党和国家没有忘了他们，让老两口衣食无忧，安享晚年。

“农民对党的热爱，让我印象深刻。”到淳安县王埠乡调研的赵慈杰说。王埠乡是欠发达山区乡，交通建设落后，全乡没有一家企业，18个村的村集体经济都很薄弱。由于土质不好，山核桃等农副产品成活率低。但当地村民没有怨言，对党、对村两委班子充满信心。赵慈杰了解到，今年王埠乡新发展党员名额只有7个，但很多农民积极要求入党。

杭州市城管委主任翁文杰说，在余杭区黄湖镇清波村蹲点时，不管是上门走访的农户、田间偶遇的村民，还是沿途路过开店设摊的商户，一听说市里的调研组来了，都热情打开“话匣子”。有的村民还端出自己做的干果、青团等食品，让调研组有种“回家”的感觉。“这里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干群团结、心齐劲足、生机勃勃。在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上，可以感到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真情拥护。”翁文杰说。

农村发展呼唤“领头雁”

“和农民打交道并不难。”多位下乡蹲点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走访中，群众虽反映了不少问题，但几乎很少听到夹带私利、单纯吐槽抱怨的，多是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

杭州市政府办公厅涉外经济处处长李鹏在建德市寿昌镇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位刚刚病愈出院的老人，老人对农村政策提出不少建议。交谈中，李鹏了解到，老人的两个孙子分别患了尿毒症和肝病，“但老人闭口不提孙子患病治疗困难的事。最后我们主动提出，要帮助联系治疗，并帮助解决他家因病返贫的问题，老人还是表示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让我们很感动。”李鹏说。

在建德市大洋镇上源村原学校旧址，上下两层住了近十户人家，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是支持临金高速和金建铁路建设、在此过渡的拆迁户。杭州市市区河道整治建设中心文化发展处处长朱宇捷到此调研时，没有听到抱怨，而是收集到了“修建村文化礼堂，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的建议。“村民们提出的问题，大多是公事。”朱宇捷说。

走访中，许多干部感受到了农民越来越强的发展意愿。在富阳区新桐乡新桐村，不少村民对村庄改造、新区规划提出建议，还有的村民看到别的村在办“桃花节”，提出要把本村的“油菜花节”办起来，吸引游客观光旅游，推动村里经济发展。在海拔上千米深山里的淳安县王埠乡一个小山村，蹲点干部看到建起了农村电商网点，村干部和村民正想方设法把茶叶、山核桃卖出大山。在淳安县大墅镇，有的农民表达了迫切想同杭州市大企业合作发展特色种植的意愿。有的村干部希望调研组帮助对接相关单位，把分布式光伏发电铺到农户家屋顶上。

在强烈的发展愿望背后，基层干部发现，当前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缺乏两方面的发展要素。一是缺乏后备干部。村里的年轻人多在外打工，多个村都存在干部“断档”问题。有的村支书干了近20年，一直退不下来。在淳安县姜家镇双溪村，村干部基本上都超过了60岁。

二是缺乏稳定的集体经济支撑。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要求提高，小养殖场、小砖瓦厂都关闭了，很多村缺乏“造血”功能。有的村集体积累仅靠着每年几万元的房屋租金支撑。

不少干部认为，无论是缺乏后备干部，还是缺乏稳定的集体经济支撑，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缺乏引领农村发展的“领头雁”。建议可考虑从四类人中遴选：一是在农村工作两三年的大学生村官；二是从正向农村回流的商业资本中，选择年轻的党员能人，作为产生村两委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是从国有企业退休回乡的老党员中，推荐有管理经验和经营手段的人挑起担子；四是通过政策鼓励，把优秀的年轻干部自上而下地派到农村。